鎏金舞台四百年—tt娱乐网—古典作曲家荣衰史

2017-12-13 11:56

乐正禾/文

“作曲家是最崇高的”?

假如我们将影响十九世纪一部歌剧诞生的各种角色归纳如下:作曲家、歌唱家、剧院经营者、赞助人,在大众心中,谁的地位更加崇高和重要?基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音乐的艺术史与社会史是解读音乐最主要的一对学科。一般来讲,音乐学视角下艺术史围绕作品为核心,它关注题材、体裁、作曲技法以及乐器的发展史,惯用的阐述方法是研究作曲家在各自历史阶段的突破,以及互相的风格影响等。它的精髓可以概括为:所有的一切围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一端。

音乐的社会史则寻求作品题材或体裁的社会解释,更关注艺术作品的产出端与消费端的关系。甚至音乐社会学本身的历史亦构成“音乐社会学史”,这些学科的特点是共通的,它们都具有鲜明的社会学视角。

对于普通人来说,音乐学充满了复杂的音调理论及和声问题,与其相比,社会学视角更贴近大众的一般性认知。但实际上,社会学视角下的音乐史不论在国内,甚或全球皆是相对偏门的学问。美国学者苏皮契奇在其著作《音乐社会学导论》中曾提到:或许这缘于音乐家及音乐爱好者们有一层特别的顾虑,他们反对艺术和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被变相庸俗化。尤其是音乐美学中的自律论者,认为过于关心艺术背后的种种“事实堆叠”,会脱离艺术本身,甚至是对艺术作品的亵渎。

站在音乐艺术史角度,作曲家该当在音乐事业中排第一位:艺术品的直接产出者正是他们;演绎者则是第二重要;排在其后的是剧院的经营组织者;而赞助者和上层政策充其量是个背景介绍。

“作曲家是最崇高的”这是接受基础音乐教育的大众对于艺术事业的印象,然而有趣的是,在社会学视角下观察他们的社会功能,这一切就发生了倒挂式的逆转。

《鎏金舞台——歌剧的社会史》(下文简称《歌剧社会史》)是一部内容丰富,论述优美的著作。作者丹尼尔·斯诺曼1938年生于伦敦的犹太家庭,曾作为节目监制供职于BBC广播公司,致力于历史文化节目的制作传播。他文笔优美,兼具媒体人的传播精神。

《歌剧社会史》偏向社会学视角,斯诺曼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并无太多关注,与其称为“歌剧的社会史”,本书叫作“歌剧院的社会史”或“歌剧事业的社会史”更加恰如其分。

“伟大的历史转折”?

在斯诺曼笔下,歌剧在全球的每一次扩展和播撒皆体现了有别其他文化事业的特殊性——一笔赔钱的买卖。它无法仅依靠“投入产出与供需均衡”等经济规律而生存,即使从宫廷转型为公共性事业甚至商业化后也经常如此。简而言之:歌剧不是野草,它难以野蛮生长。

或许这正是歌剧和歌剧院被视为地区、城市中重要的文明标志的原因之一。在几百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能够以组织成本远大于收益的状态下经久不衰,意味着人类社会在努力地承托它、呵护它,将其视若文明王冠上镶嵌的璀璨明珠。

因此社会学视角当然会将国王、贵族和赞助人作为功能最强的环节。斯诺曼反复强调着政治、赞助体系、尤其是战争对歌剧事业的致命波及决定性影响:莫扎特后期的凄苦来源于奥土战争导致的赞助中断;贝多芬在《费德里奥》后不再创作歌剧与奥地利卷入全面的拿破仑战争有直接关系;法兰西大歌剧的没落缘于普法战争后巴黎人难以维系浮华审美的作品;甚至从意大利歌剧到德意志歌唱剧的流行也深受七年战争的直接影响。赞助人和上层社会决定着当时的歌剧事业起伏,今天的爱乐者们应当对蒙特威尔第的赞助人贡扎加家族(Gonza-ga)心存感激;虽然莫扎特与支持者约瑟夫二世之间其实并没那么愉快,但今天的歌剧爱好者们“欠了约瑟夫二世一个人情”。

明星歌唱家的出场费是整个歌剧事业中最为难以节省的支出。早年的名歌手常以一种“作曲大师太太”的面目出现,与我们的印象有出入的是——这些“太太或情人们”反而更具有“主人的姿态”。在17世纪的威尼斯意大利歌剧演出中,经纪人事先会将“不能发挥名歌手特色的咏叹调”抠掉,歌手习惯的一段咏叹调曲谱会随其演出到处嫁接——这被斯诺曼戏称为“随身携带的咏叹调”。歌手难以完成某段炫技桥段时,经纪人也会委托别的作曲者抓紧时间重写,作曲者完全是为名歌手服务的小匠人。英国音乐学家亨利·雷纳在其音乐社会史《1815年以来的音乐与社会》中对这种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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