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摩根索:向“tt娱乐场 理性至上”开枪的那个人

2017-09-26 04:15

严杰夫/文

在一篇悼念汉娜·阿伦特的文章中,汉斯·摩根索曾叹息,“(依然留在世上的)我们这些人才是值得可怜的人”。摩根索的这种叹息或许源自对被遗忘的担忧。他的担忧并不无道理。

正如托尼·朱特评论的那样,这个时代,早已“忘记了知识分子曾经为塑造他们时代的思想而成为争辩者、传递者、捍卫者”。所以,有多少人知道,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大国的外交思想范式,是根据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中的观点来构建的;当然,更不用提,没有人会知道,摩根索在《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中,曾向理性主义(在摩根索看来,理性主义即为自由主义)开出的那重重一枪。

源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建立在地理大发现以及哥白尼、布鲁尼、开普勒、伽利略等路标式人物的新发现和新观点之上。在物理世界的急行,让人们自信用自然的法则同样可以来理解和引导我们所处的社会世界。于是,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让人们开始深信科学的力量,以至于众人认为,一切领域的问题都可以用科学技术来解决。

我们就不用提,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理论,是如何被后世的学者们“百花齐放”地嫁接引用到各个领域了。就是在教育领域,约翰·杜威——胡适的老师,也曾经说过,道德问题就是一个“工程学问题”,而知识只是人类用来应付环境的工具;在艺术领域,雅克·巴尔赞则表示,“艺术家变成了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综合物”;文学领域也难以逃脱理性主义的影响,在R·巴尔特看来,文学作品的本质就是一个“系统”,其中作品是“常量”,而产生这一作品的时代是“变量”;甚至于在宗教领域,科学精神也在改变着“神的面貌”:1881年吉福德爵士在其讲授自然神学的讲席遗嘱中写道:“我希望开办讲座者能将他们的课题看作严格的科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伟大的”。

自由主义者:政治稚童

在这样的观念下,政治领域自然也难以逃脱,不得不开始“改革”和“理性化”。摩根索对于这种变化戏谑道:政治动员需要被“科学计划”取代,政治决断需要被“科学解决”取代,政客需要被“专家”取代,政治家需要被“智囊团”取代,立法者需要被“立法工程师”取代。而一个政治思想家如果不在自己的观点中,声称是“现实主义的”、“技术性的”、“实验的”,就根本不能指望自己的声音能被听到。

18世纪功利主义大师杰里米·边沁,毫无疑问就是这方面“登峰造极”之辈。他就将政治统治和治理看作是技术实践的问题,政治和法律被视为应用学科。正因此,边沁才致力于设计出那样一座庞大的圆形监狱模型,以至于让后世的马克思·韦伯、米歇尔·福柯等大师都“赞叹不已”。

摩根索对于这种政治技术化的吐槽,或许也与其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遭遇有关。在就职于日内瓦大学期间,他写作的任职资格论文,得到了“缺乏创造性”的评价,差点就没有能够通过。而在那个年代,欧洲的政治哲学正值改良主义当道,因此对于“理性主义”对政治思想的侵袭,摩根索可以说是深受其苦。

摩根索哀叹,那个时代,“政治被弃绝”了。他在《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一书中写到,自由主义在19世纪征服了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而到20世纪初,人们开始试图在国际领域建立自由主义的统治。国际联盟的成立就是一大标志。

边沁在一个多世纪前曾说,各民族在伟大的社会事业中是同事而不是对手。20世纪初,时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俨然也是这一理念的“信徒”。威尔逊在国会发言中讲到,“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坚持认为国家和政府需与文明国家的个人遵守同样的行为规范并对错误行为承担责任。”于是,他沉浸于在全球推广他的“国际共和国”理念,1919年的巴黎和会就成为了一个契机。

只是,讽刺的是,国际联盟在巴黎和会后建立起来了,威尔逊也因为这一构想而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主导国际联盟的最终却不是威尔逊和他的美国,而是英国和法国,美国反倒最终退出了。这个结果毫无疑问是威尔逊和他的“同志们”面临的一大挫折。不过,对于像他那样怀揣理想,幻想着在全世界推行自由主义的梦想家来说,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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